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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死杨广（5）
杨广死了，按说应该搞一个宏大的葬礼，写一份像样的悼词。√但因为他是死于兵变，属于非正常死亡。天下大乱，诸侯纷争，许多人忙着趁火打劫，而作为朝廷的一方，也是焦头烂额，心有余而力不足。等到刀枪入库，天下太平，江山却改了颜色。而作为失败者，作为旧政权的代表，杨广自然就被涂了一身污泥，并且被对手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他的谥号“炀”，也是谥号中最贬义的一种。关于这个字的意思，笔者在写陈后主的时候已经很详细地说过了。当初这顶帽子，是杨广等人给陈后主量身定做的。但想不到的是，李渊又把这顶帽子回扣到了杨广头上。这究竟是历史的报应呢，还是偶然的巧合？我们不得而知。
杨广早年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在《隋书》中也有记载：“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所谓的“声绩”，才催生出了他不可抑制的野心。从此，他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开始了艰辛曲折而又危机重重的夺权篡位的征程。他凭借智慧、勇气、阴险、卑鄙、下流和恶毒，不断剪去各种羁绊，排除各种险阻，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目的地。在他看来，目的是第一位的，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结果，他胜利了，他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实现了他平生最大的夙愿。
在夺得皇位之后，杨广又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守成之君。他眼界开阔，志向远大，一心渴望建立秦皇汉武那样的赫赫功业，成为千古一帝。有这个想法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他的方法不对头，他过于急功近利，过于好大喜功，过于急躁冒进，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令人鄙夷的失败者。对此，《隋书》上的评价比较苛刻：
“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这段文字给杨广贴上了贪婪多欲、骄傲自大、荒淫无度、滥用民力、残害忠良、苛政冗繁等一系列属于暴君的标签，这就把杨广的失败和隋朝的灭亡归咎于杨广本人顽劣的性格和低下的人品。
有史家指出：“隋之亡也，民困苦而国未贫。”就是说，隋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国家聚敛了太多的财富，而老百姓却因为统治者的苛政，失去了维持生存最起码的条件。财富集于国库，百姓却无以生存。这个说法也可从史书上找到依据，比如《隋书·食货》在记录隋朝灭亡之前的社会现状就有这样的文字：
“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意思是说，隋朝灭亡之前老百姓的生活已经极为困难，但国家的仓库仍然非常殷实，官吏们却因为害怕国家的严刑峻法，不敢发放粮食赈济百姓。开始的时候百姓们还能吃树皮、树叶，后来就吃土、吃稻麦的秸秆，最后甚至发展到人吃人的悲惨境地。
民为国之本，如果老百姓不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就没有理由去热爱这个国家。孟子说“保民而王”，政府若要得到民众的支持拥护，就必须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剥削他们、压榨他们的同时，又要给他们提供最低的生活的保障。这是治国者必须记取的历史教训。
在给杨广写评语时，《隋书》还引用了《尚书》上的句子：“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意思就是，上天作孽，还可以逃避;；自己作孽，，就不可能逃避了。也引用了《左传》上的话：“吉凶由人，祆不妄作。”翻译过来就是：吉凶祸福，缘由在人，怪异现象，不会无缘无故兴起。
这些说法无疑是写给杨广的最为严厉的判词。但我以为，这些评价指出了杨广的罪状恶行，但却忽略了他的功绩，因而是有失偏颇的。《隋书》是唐朝魏征等人所著，为了表现新政权的合理性，他们不可能给这个前政府的领导人以完全客观、公正和理性的评价，这个我们也应该可以理解。
纵观杨广的一生，他也是干了几件大事的。
一、完善了科举制度。如果说隋文帝创立了科举制，那么后来杨广增设进士科，则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这一制度。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打破了魏晋南北朝实行的以出身来选拔官员的门阀制度，成为后来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从隋唐一直延续到明清，历经一千多年，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方面。杨广最大的贡献不是他的诗文创作，而是他对中国图书的收集和整理。杨广本人喜好读书写作，他任扬州总管时就开始了对图书的修撰工作，直到他登上帝位，前后近二十年，修撰工作从未停止过。涉及的内容包括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以至赌博、鹰狗等诸多方面，共编成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余卷。而西京嘉则殿的藏书则多达三十七万卷，杨广命令秘书监柳顾言等人对这些书进行编辑整理，剔除其中重复和芜杂的部分，整理出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可以说，杨广对中国的图书事业乃至对中国文化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开疆拓土，扬威天下。
大业四年（六零八年），杨广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使得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范围内的数千里土地，归入了中国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
大业五年（六零九年），杨广率大军从京都长安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历时半年之久，杨广和随行官员吃尽了苦头。杨广在西巡过程中设置了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大大加强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与中国不可分割的隶属关系。
杨广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
杨广的这次西巡还催生出他的一首五言诗《饮马长城窟行》，此诗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一首难得的艺术佳作，现录于此，作为对这个帝王不辞劳苦远渉西域的纪念：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大业六年（六一零年），杨广又在西北设置伊吾（哈密）郡共五郡。除了在西北方向的开拓之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挺进，兵锋所指包括了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海南岛等地。
根据《资治通鉴》上的说法，当时的隋朝可以是达到了极盛：“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纵观中国历史，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里，就国力的强盛和疆域的广阔而言，很少有朝代能能超过隋朝。
四、开凿大运河。
有人说，大运河奠定了中国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就利民的角度来说，它绝对不输于都江堰。都江堰是著名的水利工程，但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成都平原的水利调控上。而大运河的影响要大得多，它对于国家来说，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交通工程、经济工程和国防工程。它对于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都起到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虽然祸在当代，但绝对利在千秋。时至今日，我们还在享用着这项隋代的工程带给我们的各种便利和福利。
杨广残暴的统治导致了隋朝过早的倾覆，使得声威显赫的大隋王朝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短命王朝。而人们对于短命王朝的评价，向来都是很糟糕的。比如秦朝，人们一说起它就喜欢用“残暴”“荒淫”这样的字眼，而对于丢掉江山的胡亥、杨广之类更是口诛笔伐。为什么？还是因为它短命。如果它统治的时间长一些，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唱赞歌，而这些赞歌会写到书上，会一代代地流传下去。而那些缺点过失，那些负面新闻，都会被刻意掩盖起来，隐藏起来，所以到后来，大家记得最多的都是这个王朝的种种好处了。比如说，李世民的妃子比杨广要多得多，但人们不说李世民荒淫；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屠戮群从”，这比杨广还要厉害得多，但人们也不骂李世民残暴。不仅不说不骂，甚至于还把他描绘成“一代贤君”。人们津津乐道道是他的“贞观之治”，而其实，不单是“贞观之治”，就是在唐王朝最繁荣的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它的经济实力、国家版图、人口数量等指标也还远远赶不上杨广时代。
《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这位隋朝皇帝：“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我以为，相对于我们史书中的那些偏颇之词，这个评价还相对公允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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